《上访》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国内版，片长318分钟，国际版（在戛纳电影节上播放的版本），片长120分钟。导演赵亮。
2009年5月24日-30日，第六届中国纪录片交流周在宋庄进行。5月29日下午1点，我到现象工作室看了318分钟版本的《上访》，随后主办方做了一个小型的讨论会。
我希望能有机会再看一次此片。虽不知其发行渠道，但相信此片不久就会流传开。
上访是又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象，根据社科院于建嵘老师的介绍，现政权的上访起源于毛泽东在延安时期。虽然它一度成为文革时期派系斗争的工具，但总的来说，上访是弱小无势力无“关系”者在穷尽司法途径不得社会公正时，寄托于青天大老爷的一纸批文可以确实地解决他/她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挽回损失，过上正常的生活。十几年、几十年上访不得结果的经历，让一些访民痛不欲生，却又欲罢不能。一再的挫折，使他们更加焦虑地寻求有朝一日的正义：万一这一次香港回归中央重视访民的冤情，就把我的问题解决了呢？除了寻求公义的渴望，诸如此类的幻想，成了支持访民坚持上访的一剂安慰。
上访众生相
《上访》完整版共分三部分，时间跨度从1996年到2008年，整整12年。第一部分描写上访者的众生相。男女老少，来自五湖四海，民族也不尽相同，齐聚北京上访，原因也各不相同。有的为了被杀被残的儿子，有的为了屈死的老公，有的为了被拆迁或收回国家的房屋、田地，有的为了身后数百名生活无依无靠的下岗工人，有无权无势的民办教师，有无故被通缉的私营小企业主……最讽刺的是，也有律师为了律师事务所的冤情上访，也有前政府中层干部上访。几乎每个人背后，都是一部血泪史——要不是有莫大的冤屈，要不是已无立足之地，谁会选择来京，饥寒交迫，被城管警察东撵西赶又殴打，在各部门信访办受尽白眼和踢踹？白天，他们像朝九晚五的上班族一样，一次又一次到各相关职能部门排队领表上访等待面谈；其余时间，千方百计地躲开城管、警察和地方劫访的官员，做一些维持生计的活计。所谓劫访，即地方官员把上访人员劫持回乡，阻止其上访进而影响形象及政绩。访民们有靠捡破烂为生的，有靠在火车站出口卖地图为生的，也有靠老家对他们寄予申冤厚望的乡亲捐款为生的。住上几块钱的小旅馆，是访民们最幸福的事情了。桥洞里，临时搭建的窝棚，甚至一块塑料布，都是居住的好去处。一位驮着棉被的民办教师说，只要找个不被露水湿了的地方就可以了。他向另外一位访民借一块塑料布，对方屡屡嘱咐他：要铺在平整的地方，免得压破了。他们共同面对的，是瞎了眼的司法体系。侵害他们权益的，要么是有权有钱者，要么干脆直接是政府部门。
上访母与女
影片第二部分描写来自南京的一对上访母女。这部分是整个纪录片的亮点，它可单独成一部片子。现实比小说、戏剧往往更加可笑、可悲、可叹。这也是纪录片的魅力所在。一名妇女（戚华英）和丈夫（方大胜）接到通知双双去医院做体检，医生建议给丈夫输“营养液”，结果丈夫在输液过程中昏厥死去。地方政府把尸体火化后说其病死。该妇女不服，要不到说法反而被指有精神病。她带着4岁的女儿（方小娟）到北京上访，一直至今。中途多次被遣返、关押到收容所、拘留所、精神病院。4岁的幼儿渐渐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流落街头，或居窝棚，除了保安、城管、警察还有盲流，母亲怕她被坏人拐骗发生不名誉之事，对女儿看管非常严厉。处于青春期的方小娟，对此当然非常不满，也对上访这条路彻底死心。当获知自己是戚华英夫妇收养的女儿时，方小娟的愤怒和不满终于付诸行动——她选择离开母亲，离开上访之路，过自己的生活。刚开始是和一个“真心对我好”的男孩子坐上了开往连云港的火车，后来到了江苏泰州。走投无路的小娟，给曾经一再对她们母女示好的信访局张云泉局长打电话了——这在母亲戚华英看来，是小娟对她最致命的伤害。
张云泉罗生门。《人民日报》、人民网、新华网、中央电视台以及各地方媒体纷纷报道张云泉“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儿子”、“做人要像人，做官不可像官”、“信访局长的好榜样”、“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总之是又红又专的官方典型样板人物。他之所以红起来的一个原因是他处理了小娟家的案子，认小娟为干女儿，使她“从蓬头垢面满身虱子性格怪癖冷漠的小姑娘变成漂亮能干的姑娘”。连作家张耀杰都采信了官方对张云泉的报道，在胡平等人举办的网络期刊《人与人权》撰文《信访制度与人权保障》时，把方小娟碰到张云泉作为一个例外的幸运儿案例写入文章。而方小娟认为她和张云泉的关系是“相互利用”的关系。方小娟在泰州要生存，要发展，走投无路给张局长打电话，张局长确实给她买了一套新衣服，还在方小娟生日时为她庆生。而张云泉也需要通过方小娟的屈服认可来树立典型，进行宣传报道，进而升官。虽然张云泉一直想让方小娟认其为干爸，但方小娟呼其伯伯，直至那次庆生，她改口叫了干爸。对于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方小娟与母亲重逢时不承认报道里自己的说法，她对母亲说自己根据实际情况说了父亲冤死母亲上访的情况，也不承认母亲是精神病，可是记者怎么写她控制不了，她说自己没有背叛妈妈，并且向母亲承诺将来再也不和张云泉来往，不接受记者采访。母亲戚华英认为正是张云泉以及和他一条战线的官员，造成了她们一家的悲剧。如果地方上及早解决她丈夫屈死的案子，她也不用在北京耗日子上访，更不用一次次被收容遣送，被关押在看守所，被关到精神病医院吃那些会导致人精神错乱浮肿病倒的药物。而母亲上访的要求，仅仅是当局就她的丈夫的死亡给一个“说法”并惩治相关责任人等。母亲认为如果不是她一直上访要求公正，张云泉可能升官发财得更快，比现在居更高的官位。
2006年，方小娟结婚生子，带着爱人与婴儿，来北京寻找妈妈戚华英。在北京南站、信访接待站的胡同口，在廉价脏乱的平房区……她看到了许多熟悉的面孔，经过几天的询问与打探，在一个大妈的带领下，她找到了母亲。当年一气出走的小姑娘，如今带着丈夫孩子找到了一直上访的养母，见面时是什么情况？我认为这个重逢的镜头，超过了所有语言能诉说的力量。是整个纪录片中最动人最心酸最震撼的一幕，比因逃避追撵撞上火车的孙三女散落在铁轨上的一个手掌还要抓住我的心 ——这个对比本身就诡异不当。母亲没有和前来相认的女儿说话，反而和领路的大妈骂开了，她既骂领路的大妈别有用心，把不该领来的人领来，又骂远在江苏的张云泉——我流落街头忍饥挨饿拉扯大的女儿，怎么就转眼被你抢去成了你抚养长大的女儿，还骂间接地骂了不懂事的女儿，认贼作父比抛弃母亲还要更深地背叛、伤害了母亲。领路的大妈要戚华英不责怪方小娟，屡屡说自己没有别的心，就是想让她们团圆，还说让戚华英打自己以消气。在母亲与大妈两人看似毫无意义的对骂中，背叛被宽容了，时间的隔阂也被消淡了。终于，母亲和女儿流泪走进小屋，镜头停在下垂的门帘上，里面断断续续传来母女的声音。
母亲无不担忧地责怪女儿：你们怎么可以去中纪委找我！你们夫妇在那里挂了号是要被追杀的呀！母亲把前房东给的衣服挑挑拣拣，要留给女儿穿，又拿了玩具笑着逗外孙子，坚决不肯收女儿给的钱，临走一再嘱咐不要告诉别人自己的住所。女儿告诉领路大妈提醒母亲自己把钱塞到母亲枕头底下了，把车上的矿泉水空瓶子抱着又进了母亲的小屋，让其能卖几个钱。
奥运到了，母亲被关到精神病医院。方小娟来京替母亲收拾东西，最要紧的就是母亲的香炉和佛像。以前母亲曾经去寺庙拜佛，别人鞠躬她磕头，又以方小娟的名义捐香火钱5块钱，接待人员的态度，也是奇大的反讽。自称佛门的收香火钱者，开始嫌弃戚华英给的钱太散，说师傅不方便数钱，和香客把五毛的换成一元的，戚华英口音重，她没有听清楚方小娟的名字，又教训戚华英怎么不把普通话说好。虽被责怪挖苦，捐完香火钱的戚华英一脸满足。
方小娟最后还是保释了母亲，使得母亲免于在精神病院吃莫名其妙的药，挨莫名其妙的打，条件是保证母亲不在奥运期间上访。
北京南站
影片的第三部分，讲北京南站及其他。这部分与前两部分相比，节奏感略差，略显拖沓，我认为它还有剪辑的余地，纪录片制作专业方面的问题，留给行家们评论吧。
以前的北京南站，虽然破败，却不失温情。无家可归者在这里避风雨过夜，上访流浪者在这里卖地图维持生计。北京南站周边的平房，因价廉、交通方便、临近信访站等优势，渐渐成了上访者聚居的地方，成了远近闻名的“上访村”。
在上访村，访民们好歹还可以住到一间“屋子”里，虽然是十几二十人同处一室，上下铺相连。背负冤情的访民们，相互依靠相互支持。
然而，奥运来了，为了建一个漂亮的北京南站，为了驱散访民，推土机和铲车开来了，平房被推倒，窝棚被压平，桥洞被堵死，城管保安警察你追我赶，访民们连仅有的生活用品也没有抢出，一个访民指着被压碎的水罐大骂。
簇新的北京南站耸立，再也看不到访民们的踪影。据说访民们只能住到远郊区了。
2008年8月8日，奥运会开幕，烟花齐放，空中璀璨夺目，地面上黑暗一片。
跟着赵亮的镜头重新认识北京和访民
2007年4月，明报出版社出版发行了摄影师杜斌的图文片集《上访者——中国以法治国下幸存的活化石》。而今有赵亮的《上访》，可以说，两位70年代出生的人，就当下积重难返的上访问题给了历史一个影像交代。
在中国，外地人来北京，有朝圣的感觉。他们看到的或是高楼大厦或是被保护的四合院胡同，光鲜的大马路及处处引以为豪的景点亮点。甚至交通堵塞水泥城市都成为经济繁荣现代化的象征。可是，赵亮镜头下的北京完全被颠覆了。
当局的冷漠和残暴与民间的仁慈施舍。在高院信访接待站的胡同里，我们看到访民被保安、警察、劫访人员追打、劫持，那些长期上访者连表格都领不到，保安、警察把申诉的访民拖出、抬出，或者直接拉进办公室关上铁门殴打。在北京南站拆迁点，房东只是外出交个电话费，房子就被夷为平地。能够抢救的家什寥寥无几。房东求告无门，在四周被挖了深坑的工地上，她站在家的废墟上，不理解地说自己不是外地上访者，是北京市市民，怎么就没人管了，这究竟是怎么了！在镜头里，我们看见访民们被保安、警察抓住，不让冲到工地上抢回仅有的生活物资。上访者刚搭建好的窝棚，片刻之间又被夷为平地。当发现上访者窝藏在不见光的桥洞里安身时，来了许多穿黄衣服的工人，把在墙洞里砌墙，堵死了上访者临时立足之地。从赵亮长达12年的镜头里，我们看到，上访者的居住环境，从大体上讲，是越来越差了，被驱赶得越来越厉害。可见当局对待上访者，从不管不顾到往死里逼，越来越残忍。上访者们在老家无立足之地，在北京同样没有。几名说韩语的女子，拿着面条和鸡蛋到了上访村，给访民们每人发两筒面一个鸡蛋，又有中年阿姨，拿着好心人捐来的钱买了馒头，发到访民手中。
当局的无法无理无道德与访民的坚持和骨气。我们不止一次地从上访者的诉说中得知当局和糊涂局和出钱息事宁人的处理方式。许多访民都有如下上访诉求：一给一个符合事实的说法（对已有的过错赔礼道歉）；二相关责任人得到应有的处罚；三赔偿经济损失。当局的答复，要赔有限的钱可以，其他则免谈。在当局眼里，钱是万能的。一些访民说，如果能有一个过得去的处理方式，能活下来，就可以了，并不是不愿意妥协让步。可是，就连这些最低的生存诉求，也无法在信访办得到满足。更不用说其他途径了。访民们苦苦追求的，是一个社会正义，是内心的安宁，但是得不到。得不到正义，他们尽管上访多年，依旧不死心。正如一个访民在镜头里含着泪花说：虽然知道上访是绝路，可是停不下来了，停不下来了。
上访者的家属。方小娟和母亲最后分道扬镳，母亲一边做些零碎的活计或生意，一边上访。方小娟虽然挂念母亲，但选择了追求自己的幸福，结婚生子做生意，不再颠沛流离。另外一名访民潘大妈的儿子来接潘大妈回家，潘大妈不肯回去，坚持要上访。儿子说母亲是“傻子”，说母亲干没有用的傻事。我们能指责方小娟和那个儿子吗？不能，人要活下去，要活得幸福。我们能指责母亲和潘大妈以及千千万万的上访者吗？指责他们因为上访遭受更多的迫害，甚至家破人亡株连亲人邻里吗？不能，正是他们，一位位不知名的弱势者，他们对社会公义执着的追求，在信访办公室的呼吁，才不至于我们整体蒙羞——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匍匐在专制体制下，啃食眼前的利益。可是，如果你是上访者家属，你怎么办呢？导演赵亮并没有给出一个答案，他同情支持上访者，也同情支持方小娟选择自己的生活。看片结束后，在讨论上有人说上访者的下一代选择遗忘淡出，但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上访者家属，绝大多数是选择忍辱负重，等待机会。一个缺乏正义的社会，我们永远都只能过屈辱的生活。就算你是有权有钱者，也只是苟且活着，得不到真正的自由和幸福。他们得小心翼翼地服侍更有权势者，千方百计地防止对手揭开自己的黑洞或构陷，还要绞尽脑汁压制义愤的民众。
官方媒体和草根诉说。片中赵亮导演几次使用了新闻联播的片段。镜头或是记者喜洋洋地报道两会，或是国家领导人宣布开会，而镜头转到人民大会堂的背后，是上访者喊冤嘶哑的声音。有了大量上访者生存状况镜头的铺垫，此时上访者的呼喊，像一把利剑戳破了新闻联播的假大空报道，也道出了两会政治花瓶的本质。正如官方媒体铺天盖地对信访局局长张云泉报道的虚伪和可耻，方小娟母女真实的生活便是最大的讽刺和反抗。春节到了，访民们蹲在废墟上看一台满是雨花点的电视，电视正在转播春节联欢晚会。宋祖英的歌声嘹亮甜美，电视里人人欢天喜地，废墟上访民看得津津有味，屏幕下看得我眼泪哗哗。
收容遣送、劳教和精神病医院。一而再再而三上访的民众，大多数被收容遣送过。收容制废除后，他们有被关到看守所的，有被关在黑监狱的——也许只是某个小旅馆的地下室，有被劳教一两年的，还有被关到精神病院的。被拘留——但是当局并不给访民出示任何拘留证或释放证；而劳教和精神病院的关押，时间往往超过一年。在没有司法保障的社会，一名上访者被送到这些地方，被打被虐待是经常的事情。尤其不人道的是精神病院。精神病医院不对病人负责，而是对把“病人”送入医院的付款人负责。倘若你被某权势方认定“有精神病”被送到精神病医院“治疗”，你再怎么喊自己没病也无济于事了。一个没有精神病的人，在精神病医院吃那些药，如果反抗会遭到更不人道的待遇，结果会是怎样呢？我们也曾经被警察要求出具胡佳有“精神病”的诊断，警察还诱骗我们说只要出具了这个诊断书，就可以放胡佳一马，不再抓捕他。现在想起来，依旧后背发凉。奥运期间，方小娟的母亲再次被关到精神病院，保释的条件是保证其不在奥运期间上访。
维权律师和前政府官员。律师小袁因为律师事务所的事情上访。律师不是通过司法途径来维权来解决社会问题的吗？一名律师也要上访来解决他面临的困境，而上访又绝对无法解决他的问题，这是多么可笑的一件事情。可是你笑得出来吗？一名前政府官员，曾经是代理县长和市委秘书，因同情民众最后辞职自学考试取得律师资格证书，后来也上访。维权律师小袁在孙三女被火车撞死后的悼念活动上，提出了民主的诉求。他认为只有民主制度才能彻底解决访民的问题，上访是无用的。随后，小袁被警察抓走限制人身自由，没能参加孙三女的悼念活动。
希望和爱
整个影片长达318分钟，看完后人们留下来参加讨论会。几乎没有人中途退场——观众席总是满满的，后来的人坐在台阶上，或者依靠着墙。这已经足以说明影片的力量。
是的，影片里有悲惨而痛苦的镜头。但是，镜头里每一个访民都认真地活着，就算已经住在老鼠洞一样没被封死的桥洞里的访民一家，谈起他的生活和上访诉求，也是一丝一毫不马虎。他们怀着某种希望或“万一”的幻想，锲而不舍地上访，找一个公正的说法。他们没有豪言壮语，只是坚忍地前行。他们从来没说过“爱”，只是像母鸡护小鸡一样，守护家人和追寻公正的信念。
感谢赵亮导演。向访民们致敬！
北京时间4月23日，第62届戛纳电影节举办新闻发布会，公布所有单元影片名单，中国新锐导演赵亮纪录片《上访》入选“特别展映”单元。赵亮自1996年开始拍摄这部纪录片，因对上访人的状态感兴趣而拍摄，其后坚持了12年，直到北京奥运会后才完成拍摄。赵亮于1971年生于辽宁丹东，1992年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其后于北京电影学院进修。他对纪录片情有独钟，他在2007年面世的纪录片《罪与罚》在南特亚非拉三大洲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最高奖。
媒体：我们现在看到的这部片子只有英文片名，它的中文片名是什么？
赵亮：我拍的还是一部纪录片，叫《上访》。
媒体：大概是什么样的内容？
赵亮：是关于上访人的状况，其实是一个纪录片。
媒体：在哪拍的？拍了多长时间？
赵亮：就在北京，我是从1996年开始拍的，一直拍到去年的北京奥运会。
媒体：这个题材为什么吸引你在12年间一直为它付出努力？
赵亮：开始就是感兴趣，我以前做艺术方面和摄影方面的工作，和东村的人住一起。当时就是有一个机会说可以去看看那些人，我第一天去就遇到了一对母女，我就把她们拍了下来，后来觉得上访
这个行为本身在中国的社会下很重要，涵盖了一些矛盾，就坚持拍了下来。
媒体：那你是怎样的工作方式，这些年你也拍了一些别的纪录片？
赵亮：如果我纪录片里的主人公有事情了，我就会去拍他们，平时我会做自己的工作。
媒体：素材量应该挺大的，剪辑起来费劲吗？
赵亮：我几乎是花了多半年的时间去剪辑，一个是给国人看的有五个小时的长度，一个是所谓的国际版，这次去戛纳电影节的就只有2个小时。
赵亮：我更看重优雅的表达
“我总是有这样的感觉，那张网若有若无，当你稍微触碰他，你会感觉到它的存在并且强大无边，平时你可能感觉它离你很远甚至是感觉不到的；我自己从骨子里就一直较着一个劲，我是一直反抗任何体制的。”
“我现在更注重作品的表达是否优雅，从作者的心态到完成的作品，这种优雅更是一种尊严。”
“我希望更靠近内心的东西，更个人的，更心里的，真正是创作出来的东西。”
“我想拍个关于精神的东西，我自己的，到这个年龄我也需要寻找解决自己精神归宿的问题”“我想每个人在到了一个年龄阶段时都需要在内心思考你自己，民族，社会，生命到底是怎么回事。”
日前，在戛纳电影节宣布的入围名单中，赵亮的作品《上访》入选特别展映单元。近日，赵亮导演接受了现象网的专访。
关于《上访》
赵亮（以下简称“赵”）：现在的这个片子有两个版本，2小时的国际版和5个多小时的国人版，两个小时的版本从技术层面上应该是比较专业的，从颜色矫正到字幕合成，尤其是声音的剪接和混录，下了很多功夫。而国人版由于时间和资金方面的原因还要等等才能最后完成。
记者（以下简称“记”）：国人版和国际版之间，表达的东西有差吗？
赵：我觉得总体要表达的东西应该没有差。
国人版有很多细节，我觉得国人是需要看到的，国际版（短版）就不能太过于细节，该省的就一笔带过， 另一方面，对于外国人来说，很多细节由于国情或者文化背景的差异性其实是没必要赘述的。
记：本片的素材特别多，多达四五百个小时，是什么时候开始拍的？
赵：96 年秋天的时候，大概11月份，那时候我跟几个朋友住一个院子，当时20几岁，那时侯年轻人来北京，都是文艺青年那种感觉，有搞摄影的，画画的，做行为的。我刚在电影学院进修结束，也想开始拍点东西。有一次刘铮（搞摄影的），来小院喝酒聊天。他跟我说，你去南站看看那些上访的，那才叫精彩。第二天，我骑自行车就去了，于是就开始了这10多来年马拉松式的拍摄。
那些人一开始要接触是挺难的，各种想法的，什么人都有。因为是刚开始拍片子，涉及到选择人物的问题，当时确实不知道该怎么选择。但直觉上觉得有对母女，一老一小，将来肯定是有意思的，女孩那个时候10几岁吧。所以就一直跟拍她们母女。直到后来女儿也跑了，母亲也经常找不到人，大约 2004年左右，我开始展开来拍，那时是上访高峰期，下岗的房屋拆迁等问题，来京上访的人越来越多，矛盾冲突很激烈。所以又增加了许多人物。
（还是在那个地方？）
对，都是围绕南站周边。其间拍摄方法也有很多变化。有一阶段，就是把机器往那一架，就让他们自己说。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拍了很多这样的访谈，那时是想做一个大型的录像装置，比如用几十个电视同时放映这些人述说自己的经历。到06年左右，南站地区开始改造，这标志着上访人在南站一带的生活将告一段落。我感觉到片子应该在新南站建成时结束了。所以我把南站改造的过程也纳入了拍摄。最有意思的是，在南站扩建的过程中，原来上访村旅馆的老板的房子被强拆了，最后他也搭个棚子开始上访。我记得上访人经常说的一句话，今天是我们上访，明天就有可能是你们……
记：当中拍摄也是断断续续的……
赵：肯定是，我这么多年还做些别的。肯定不能天天拍的，天天拍会死人的。
实际上过程是非常痛苦的。拍这东西，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要赶紧撤。我的摄影助理不是帮我拿机器帮我干什么，是帮我放风，看看有没“点子”，有没有“干扰”。（碰到这种情况多吗？）几乎没有正面冲突，几乎都是看到了，及时撤离。
我是很谨慎的，一直特别谨慎。其实拍摄时的心理压力很大。 上访的朋友也有些算是我的“眼线”，有什么事他们也会给我打电话，拍的时候也会帮我看周围的情况。
我每次去拍摄前都要下很大的决心。拍一次回来真的特别累。今天要拍截访了，要尽量穿得像截访，要拍上访的，就要尽量穿得像上访的。几套行头，拍摄也尽量低调，尽量拿小机器。
记：都用什么样的机器？
赵：一开始是松下的那个 “大眼睛”，就是当时所谓的DV，后来主要用PD150，中间，有难度大的时候，会用更小的，前后用的机器有10来款。
记：这么多不同机器拍摄的素材，对于后期处理是不是会很麻烦？怎么解决？
赵：倒也不会，反正DV质量也不高，后期把色调调整统一就好了。在这个片子里质量不是最重要的，能拍下来就是幸运了。
其实对我来说每分钟素材的得到都是不易的。
记：10几年来，比较集中的拍摄年份是？
赵：早期的时候，96、97、98到2000年，主要是那对母女的故事。然后是04年以后。
记：拍摄过程中，上访的人认为你是媒体还是？
赵：他们要么认为我是媒体，要么认为我是中央派下来考察民情的，要么就是间谍。
记：你跟他们的关系，对他们来说是不清晰的？
赵：对。有时候我冒充学生的身份，这样更容易进入他们，不然，很难进入他们。认识的没事，不认识的，就会骂我不让我拍。因为经常是一有人拍，（电视台曝光）他们的棚子很快就被拆了，把他们东西都拉走了，有些人认为都是我干的（曝光），呵呵。最麻烦的事就是解释我的身份。
记：所以，拍摄时你经常被拒绝？
赵：对，经常。早期还好，他们认为有人要给他们伸冤给他们鸣不平；后来，他们越来越不相信记者不相信拍摄的人了，他们认为是电视台来曝光的，拍摄难度到后来就更大了。当然我的主要人物没有问题。
记：那对母女的上访结果怎样？
赵：上访的结果有时侯是一个妥协的过程，互相之间的让步，现在不是和谐社会嘛，两边互相和谐。经过这么多年，那么多事，有的也厌倦了，相互让一步，就有可能解决，但是解决率特别低。我拍摄这么多年知道解决的不过二三个。
关于那对母女，母亲后来一直关在精神病院里。奥运前夕，妈妈又被关进精神病院了。那女孩当时已经结婚了，她把母亲保释出来，当地政府答应每个月给她妈妈 500块钱，但是要保证不要到北京上访了，还答应在她家乡给她妈妈盖个房子，但是也一直没有盖。基本上也是不了了之了吧。但那位妈妈一直表达一个愿望，还是要上来。
记：记录上访10几年来，最初的就是听一个朋友说挺有意思的，所以开始拍了，现在你对上访怎么看？
赵：其实这十来年接触上访人对于我来说相当于上了一个社会大学。
最开始就是好奇，第一次看到他们的状态就把我震住了。接触到他们那个人群后，好多案例以及他们的遭遇，开始你会觉得不真实，可能是他们编造的，因为好多迫害太难以置信，真的不可思议，光天化日下怎么会发生，怎么可能发生比电影里还离奇的事情；刚开始我真的觉得他们有受迫害妄想症或者精神病什么的。比如一个老人伸出手给我看，手指变形，指甲脱落，他说在监狱里给他用江姐的刑，指甲钉竹签。他的睾丸被捏碎了，也不再长胡子了。还有一个青海的大妈，声嘶力竭的跟我述说地方政府为了阻止她上访，把她的衣服扒光让她光脚在结冰的湖面上跑，肉皮都沾掉了流着血……可是你仔细看她的材料她的证据，是不容置疑的。从中我了解了很多的社会现象，其实也是我学习成长的经历，也让我成熟很多。每个时期社会矛盾激化的程度，从访民的结构状况中都可以折射出来。比如近些年的国企改造出现的下岗问题，城市改造过程出现的房屋拆迁问题，当然由于司法腐败造成的侵权也是很重要的上访来源。还有这几年上访焦点矛盾是，信访案件属地管理的原则，于是出现了“接访”，访民称为“劫访”；就是让地方政府把他们属地的访民接回去，让他们回地方去解决问题；按上访人的话就是把杨白劳的案子让黄世仁来解决，这怎么可能解决呢。所以案件越积越多，来到北京的人也越来越多。
关于纪录片创作
记：你的几部影片《告别圆明园》《罪与罚》《在江边》，现在的《上访》，大都关注个体与国家机器之间的关系……
赵：这个应该是不自觉的。我实际上特别害怕体制。我有天生的体制恐惧症。不知道为什么，我最怕去某个什么政府部门办事，比如护照啊，驾照这些事情。我一看那些面孔我就会气愤。我总是有这样的感觉，那张网若有若无，当你稍微触碰他，你会感觉到它的存在并且强大无边，平时你可能感觉它离你很远甚至是感觉不到的；我自己从骨子里就一直较着一个劲，我是一直反抗任何体制的。
记：能否说，这种比较直接的内心深处的情感和认知，使得那些片子下意识不自觉地的去关注个体和国家机器之间的关系?
赵：我爸每次给我打电话总是一句话，干什么都行，就千万都别和政治沾边，从小就提醒我这件事。 在我眼里政治是非常可怕，非常黑暗的东西。其实，人的所思所想，是和周围环境有关系的，每天，你的日常，在街上，人的状况，社会的状况，你无法回避。我是鱼，就会感觉到水温……
记：这样你会很痛苦，非常矛盾……
赵：谈不上痛苦，但是我认命；生活嘛，有时候觉得，如果你都不想表达，你干什么去？！就是表达嘛，说出你的认识，你的看法，你的态度！
记：能否这样说，你已经从最初的下意识去表达记录现实，表达社会关系，到现在已经内化成你非常自觉的一种社会参与意识。
赵：但我其实真正并没有参与什么，只是用自己的语言方式来表达，来做这么一个工作。因为，有时候我觉得，一代人要负起一代人的责任；如果在我们眼前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没有影像的记载，我们的后代人不知道，那这代人就是缺失的，不负责任的，那我们的下一代人会瞧不起你，每一代人要承担起他那一代的责任。
有次，杨超和我聊天，说到有次放《寻找林昭的灵魂》，有个80后的女生就说你们这些老帮子现在还在谈这些过去的问题，是不是有病啊；杨超说他心里面觉得震惊，他们怎么会说这样的话，难道他们没有感情吗，没有感觉吗。但是，杨超就认为这是我们70年代的人没有做好接力棒的事情，没有把这些信息传递给他们，所以他们不知道。他在自省，我觉得这是好的态度，他不是在责骂他们无知。所以这就涉及到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如果我们不做，我们是有罪的。
记：所以对你来说，他无关政治，而关乎历史和社会责任？
赵：政治是方方面面都涵盖的，如果要从历史来看，每个朝代更替都是瞬间的事情。每个历史都要有正常的书写，尤其我们的国度，我一直坚持用这种民间的方式来补充历史。
记：你认为纪录片是一种历史记录？
赵：其实，这讨论到一个真实性的问题。对我来说，只存在导演观点的真实。有个所谓的导演的客观。真正的客观是不存在的。你的角度可能是真实的一部分，你把机器摆在那里，角度和构图决定了你的真实，我希望作品能承载一些社会性，但不敢奢求能做到多少，只是希望至少能用一个作者的观点告诉观众，有人这么想，有这么个角度来给观者提供一个参考。
关于创作的转变
记：所以说做纪录片的时候，作品的社会性并不是你第一关注的？
赵：这个主题应该不会改变，但是在具体的呈现方式上我会继续探索。我现在更注重作品的表达是否优雅，从作者的心态到完成的作品，这种优雅更是一种尊严。
记：你说的“优雅的表达”，换个说法，是否是说视听制作要达到一定的工业制作水准？
赵：从心态到技术都需要。
记：是什么促成了这种创作心态的转变？
赵：主要是我的审美观的原因吧。我希望更靠近内心的东西，更心里的，真正是创作出来的东西。
记：会不会变得要预先思考一个题材后……
赵：但也是开放式的，而不是一个故事大纲就这么拍了，只是有个大的方向。下一步我想拍个关于精神的东西，我自己的，到这个年龄我也需要寻找自己精神归宿的问题，我可能首先要去旅行，在全国范围内到处走走看看，在这个过程中，有几个点，大概有个框架，初步想法就是这样，到时候在具体的点可能会产生具体的内容。
记：之前拍的更多的是理性的思考，未来将更多对于内心精神的追求？
赵：没有那么明显的差别，现在的想法只是我当下需要的，到这个年龄，我想每个人在到了一个年龄阶段时都需要在内心思考你自己，民族，社会，生命到底是怎么回事。。
记：能不能说纪录片创作进入到你的内心深处，成为你的生活方式了？
赵：是否叫纪录片无所谓，我的方式就是用影像的媒介来表达。
参与康城影展 《上访》内地上映揭黑暗面
来源：《明报》
2009年5月25日
【明报专讯】中国导演赵亮花12年拍摄的纪录片《上访》，以非竞赛影片身分在今年康城影展放映。该片以上访民众为题，记录他们的无了期的等待。赵亮受访时说﹕「我们虽然正走开放，但中国还有很多地方要改善。这部影片是为了让人了解上访民众。」
虽然影片是揭露黑暗面，但赵亮透露影片会于本月在内地播放，「现在中国有播放这种影片的空间」。上访民众多是因为在地方上有冤无路诉，唯有到北京最高法院信访办公室申诉。有些人为了申冤，在北京一留便是数年。38岁的赵亮说﹕「那些人都是为了中国牺牲自己。我便不会当上访者了。」
一拍12年 记录上访民众实
上访民众在北京南站路轨附近一带盖建临时居所，靠拾荒维生，该处被称为「上访村」，赵亮在那儿拍摄了12年，直至「上访村」因为京奥扩充火车站而被清拆。他们经常被地方政府派出的人追捕，被拉回家乡后，有些甚至被关进精神病院。电影摄于2006年的一幕，一名老妇因逃避地方官员的追捕而被火车辗过后，人们在路轨捡拾她的断手、下顎及其他残肢。电影记录了一对母女10多年来争取公义的遭遇，由女孩12岁开始，直至她最后决定告别颠沛流离的生活结婚。母亲为了申冤被关了5年，当中有数月更是被关进精神病院。
「现在中国有播放这片种空间」
赵亮形容，自己像是看护病人的医生，「治病及照顾病人是很迫切的」。他表示，由于《上访》是纪录片，因此毋须经中国政府批准拍摄，亦不用经批准出席康城影展。纪录片会在本月中国一个独立电影节播放，赵亮说﹕「现在中国有播放这种影片的空间。」
影片虽然对中国司法制度提出控诉，但赵亮说﹕「我不能说我认同片中的上访者，我只是记录现实。叫我感兴趣的是人性。在中国，关系是最重要的，但这些人却没有关系。」「上访」共有两版本，康城播映的国际版本片长2小时，但国内版本则长5小时。
法新社
赵亮《上访》：五星级纪录片
来源：歪酷博客--阿飞正传
作者：萤火虫/2009-05-30
这可能是这几年看到过的对中国现实及政府抨击最猛烈、最直接、最不留情面的国产纪录片，而足本318分钟的长度也足够考验了一个观众的耐心。在这五个小时的时间里，需要经历不断的从视觉到心理的冲击，接触到中国社会中最隐秘、最残酷、最催人泪下的一面。赵亮为此付出了十年的努力，而我们仅仅需要五个小时聆听，这完完全全是值得的。
冲着这一份责任心及其内容上的极大真实和犀利，我觉得上访一片配得上五星。哪怕导演心疼各方面材料而在剪辑和逻辑上有所牺牲，某些时候，尤其是第三部分，看起来格外琐碎而冗长，降低了材料的震撼力，但光是前面两个部分，已经是中国纪录片现实精神的最强音，这种高度不止停留在技巧或思考深度上，而更多地在于它前所未有的直面和揭露现实的能力。
先说说第一部分众生。在这段大约1个多小时的故事里，赵亮对上访人群做了一个全方面的描述。节奏快，扫描面广，不在于深度，而在于拼接的广泛展示。在这个部分里，交杂了各类上访人的各种故事，他们动机不同、性格不同，却走向相同的归宿。作为观众，会迅速地被一系列罕见的难以想象的苦难包围，并为之压抑和愤怒。在视觉上，可能会令观众产生不适感，最可能的就是两个被火车撞死的逃亡上访者，特写残酷到几乎产生本能的排斥感。
抱有对上访一片的期待，我并不希望它成为一个单方面的密集的苦难展览，那样不仅是片面狭窄的，也必将沦入控诉而无所克制的地步，对上访及推广开去的国家进步也并无真正意义上的建设性帮助。这部纪录片的开始尽管很精彩，但仍在这个轨道之内，不得不说此时我一直是自我警醒的。在付出近似于不可控制的同情和愤怒之前，首先观众应保持面向创作者和保持旁观者的冷静清醒。
因此，众生的一系列节奏感极强的故事拼接之后，那段结尾是我格外喜欢的。大年夜，家家团圆，烟花齐放，在一小片黑暗的上访村里，一对老人带着辞旧迎新的喜悦来面对根本看不清人像的破电视，春节晚会的贺词响起，整个国家在我党领导下满心欢喜地向前——这是苦难间歇的乐观，是国家话语与底层命运的奇妙交织，是中国特有的魔幻现实主义力量，在这一刻，上访已经超越了作为纪录片的功能，而无意中勾勒出了一种特定时代的诗意。
第二部分则是赵亮花了十多年时间，跟踪一对上访母女拍成的个体案例，是全片最有情感共鸣的一段，看得无数观众泪洒当场，当然我也不例外。母亲带着婴儿来京上访，为了不明不白死去的丈夫，时光流逝，女孩渐渐长大，走向青春期，也航向与母亲完全不一样甚至站在了对立面的命运旅程，难以预知的是，其间意外地揭开一宗巨大的政治阴谋，给了泱泱天朝一记无比响亮的耳光。
当女孩被信访局长纳入升官发财的阴谋之路，当她读着党报上假造的榜样通讯，当张羽突然在电视上出现讲述这个被推为宣传典型的局长，作为体制内的媒体人，我感到从来没有过的极为强烈的羞愧和内疚。而在女儿与母亲迥异的人生道路中，作为同是83年生人，我隐约体察到了90年代以后经济转轨和改革风行所带来的巨大代价，那是我们这一代人或多或少都必须付出的成长的惨痛代价。
当母女相逢，多年艰辛抚养的委屈、多年孤独上访的坚强，都在那一刻化解，那种对人生、对命运无法描述的复杂感慨，使上访一片产生了不可抗拒的情感共鸣，无论观众是否曾经经历过这种分道扬镳或独力挣扎，那种以时间为成本观察得来的感情让这部片子在真诚上无可置疑。这可能是上访在情感上最为核心的价值，是它超过了其他很多在感性的内心体验上刻意淡薄或干脆无力承担的作品。
第三部分略有精彩桥段，但总体来说可能是因为时间太近，功课和剪辑都很仓促，情感上和前两段重复，观众产生了疲惫感，节奏控制相当粗糙，我个人更是觉得部分被访者有面对镜头的表演欲望，与此同时，它更是试图直接给出一个如何改变的答复，这些都使第三部分成为了上访的遗憾，不客气地说，有味同嚼蜡的感觉。应该选出最精彩的段落，如民主教材，和第一段合并重新整理，将大部分啰嗦的删去，全片必定可以更有力量。
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希望赵亮在上访中加入更多的视角。比如，不仅限于上访者，而将更多空间给予上访者的周边人群，有可能的话甚至是对立面——截访者、信访局、收容所等。又比如，在上访者中间，一部分如他所说，是付出了一辈子的金钱和精力家破人亡坚持上诉的，但也会有上访成功的（可能动用了非常手段）、无法坚持最终放弃的，这些也有助于全面理解这个人群。不过这些都不能掩盖上访的锋芒，赵亮已经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某一个伤口内挖掘到了大脑和心脏。
所以，瑕不掩瑜，我仍然要说，如果你有任何机会可以看到上访这部作品，不管是318分钟的完整版还是120分钟的海外展映版，它绝对对得起你为之放弃的其他可能是娱乐或消遣的时光。但我请求看到这部作品的每一个人，在评论和推介时格外小心分寸，尤其是像豆瓣条目或社区论坛之类的公共领域，以保证赵亮这部心血之作可以更好地口口相传下去，而不为他或相关条目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在我看来，它极为珍贵，但很可能会失去哪怕是出版音像制品的机会——保护它，就是保护那些最卑微的上访人，保护一段和谐社会的另类历史。
第六届纪录片交流周竞赛单元获奖名单公布
以下为组委会关于每部获奖影片的颁奖辞
《上访》
我们祝贺赵亮的《上访》：这是一部令人感动、引发人思考并激发人行动的勇敢的电影。它对拍摄对象的细节——这些上访人遭受破坏的生活——进行了探索性和充满同情的记录，并将此与更广阔的政治背景联系起来。这样的处理清楚地让观众意识到该片所拍摄的情况的紧要性。
Petition
We congratulate Zhao Liang’s Petition: a moving, provocative, and brave film. It provides a searching and compassionate record of the details of its subjects, these petitioners’ devastated lives, and links that to a broader political context that makes the urgency of their situation clear.
《同学》
非常有意思的电影。催人泪下。这是一部描写生存本质的电影。虽然在欧洲的电影中也有类似的题材，但却不能超越《同学》这部纪录片的说服力。
在每一个登场人物身上，我们感受到了尊严。他们如此坦然地面对镜头，令人感动。在清洁工的影像里，我们感受到了作者在影片中所要说的全部。感受到了作者一直在努力压抑着的，想要大声叫喊出来的对朋友的感情。爱和生命的无常，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共生的喜悦，这些，都在最后的那个清洁工的镜头里迸发出来。
这部作品抒发了接近50岁，正值人生之黄金阶段的作者，在抵达人生这条山路的顶峰时与同龄人相遇的感慨，以及面对危机四伏的人生的下坡路时的感受。
Classmates
A very interesting film, sure to elicit tears. This film depicts the nature of life. While similar subjects can be found in European cinema, those films cannot surpass the convincing power of Classmates.
We feel the dignity of every character. Their open and honest attitude in front of the camera is very touching. We understand all that the director wants to express in the film from the images of the janitor. We feel the affection for friends, which the director represses with great effort, though all the while he wants to yell it out loud. The unpredictability of love and life, the happiness of living together on this land of China, these all burst forth in the last shot of the janitor.
As the director approaches 50 and reaches the golden years of his life, this work expresses his emotions upon meeting friends of the same age at the apex of the mountain road of life, and his feelings in the face of crisis as he begins his descent down the other side.
《掩埋》
中国人众最巨的创痛，其实来得十分简单：统治重于民生。《掩埋》准确、有力、具体的击中了中国要害。相信这样的影像，终会改造社会。
Buried
The Chinese people’s most painful wound has its origin in something very simple: political rule is valued over people’s lives. Buried goes straight for China’s jugular by precisely, powerfully and concretely taking aim at this problem. I believe that films like this will eventually chang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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