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陪《读大学，究竟读什么》一书的作者覃彪喜先生到江西九江和南昌两地开了两堂讲座。现场爆满，人心向上，颇为可喜。
讲座之后是签名售书。早几年前，学生与学校观念上并不接受签名售书，认为商业气息太浓，现在倒是允许现场售书了，毕竟让学生多买些书总比买其他不知所谓的生活要强些，更何况学生就那么些开支，花钱买书就压缩了其他生活上的不良支出（但愿学生们能如我一样去想。）的空间，现场买书，也是对作者个人和着作的尊重及肯定。覃先生在签名的时候，发现了好几本盗版书，于是拒绝为盗版签名，有些学生因为被发现买了盗版书羞愧而去，但此举也受到了某些持盗版书学子的质疑，认为覃先生不为他们签名，是太功利了。
作为出版者，如果我代表出版社说话，为作者与出版社的利益作一番争执，自然无可厚非，也更符合商业上利益第一的原则。但此举一定会遭致很多抵触情绪。而跳出身份之外，更容易看清盗版对于权益、对于公众人心、对于整个民族的伤害。
有人会认为此观点过于上纲上线了，将教育救国作为纲领的，不是晚清维新派的作为吗？我们就从维新话题说起吧。在传统的教科书里，我们所学习到的，维新派在前期的作用被肯定，因为他们在思想上、国体上动摇了晚清的统治；而后期则被称为改良派，其活动指向于与革命派论争，是革命的阻力；而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是非功过则另当评说。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的创刊号《本报告白》中，宣布三条办报宗旨：“一、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本原。二、本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但今日世界所趋重在国家主义之教育，故于政治，亦不得不详。惟所论务在养吾人国家思想，故于目前政府一二事之得失，不暇沾沾词费也。三、本报为吾国前途起见，一以国民公利公益为目的，持论务极公平，不偏于一党派；不为灌夫骂座之语，以败坏中国者，咎非专在一人也；不为危险激烈之言，以导中国进步当以渐也。”他们认为，中国民智未开，不应鼓动民众进行革命，其理论依据来自于德国伯伦哈克着作《国家学》中的“国家客体说”，按中国的情况，若中国革命而实行共和政体，必然造成阶级争夺，大乱不已，其结果将是“暴民骚动”，“杀人盈野”；更可怕的是，革命所扫荡的，不仅仅是政权，还有意识形态，还有古老传统，将让中国失去文化的根。一语成谶，一言中的，今日再读，不禁击节。我们按照梁启超所言，“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以盗版引至公民教育领域，可足见盗版之伤。
培根说：“当知识与社会生产力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时候，知识就是力量！”我们的宣传机器，将前面一句话忽略掉了。前面限制性条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们按可将“知识”理解为有用、有效的常识。当我们的认知世界出现偏差，那这种偏差再与社会生产力结合起来，力量则是颠覆性的。而这种偏差，则可理解为对人心的伤害；它所产生的力量所致的颠覆性，则是对整个民族的伤害。盗版生产获利，对知识产业的物质性生产造成极大的伤害；盗版消费成为常识，对知识的尊重与敬畏已经荡然无存；盗版消费的主体如果不幸而为国家的准精英与具备知识的先进分子，则该民族因缺乏现代公民所需的道德感而失去坦荡与有尊严的未来；由此而一代代传承，盗“版”将无“版”可盗，民族创造力堪忧，晚清末年那种固步自封、一潭死水的状态将再现。盗版获利在中国已经尽人皆知，消费盗版已经开始在被喻为“国家的未来与希望”的大学生群体中逐渐消蚀人心，民族堕落的条件已然具备。梁启超说得对，“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
大学生心安理得地享受盗版，对于现当代教育是一种讽刺。我们无不希望学生能敢为社会风气之先，以五四之大无畏精神，承担净化社会风气、弘扬正义忠骨之责任。但学生从小接受的思想品德教育，越大越无效，到了大学时代，更是泯然初民，令人英雄气短。教育首先要为一个社会的道德和理性负责，扫除旧陋，开启先辈美德传承基础；其次才是传授科学和知识。但我们视野所见，学校大量地向社会输出着各种各样关乎“适者生存”的“技术和聪明”，学生们没有丝毫的思想和智慧，导致了这个社会丧失了真正的信仰及个人道德的沦丧，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道德底线的下降。在人的成长过程中，不停地有各种无私奉献、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等意识在灌输，但在宣传同样的意识时，为统治计，又用了阶级的观念，用了对残酷斗争的描述和认可；给人的感觉就是，教育中美的标准就像是竖了东墙拆了西墙，道德标准在生活现实中形象光辉，本质却殊途同归，只为社会统治服务，而不是与人性同在。最终塑造出来的大学生，在个人学识上、观念上，都处于时代的前沿，但个人修养、现代公民意识，却是无比缺乏。教育的终极目标是为了开启民智，培养人才，进而创造社会财富，推动社会发展。硬要在教育中渗入统治的使命，强调意识形态的控制，那人性的分裂就难以避免。所以，享受盗版，就一般的认识而言，应该是缺乏现代教育的人才会去做的事，但事实是大学生在以身试“法”，挑战着人们的认识规律，挑战着社会共识。而当这群大学生以无知抵抗常识，以反问、质疑的态度树立着新时代无赖的标准，并以此为荣，那么，他越优秀，社会未来的危害就越大。
有人反驳笔者观点：将盗版引申而至教育，放大教育体系存在的人所皆知的问题，使“大学生享受盗版”的个案处于整个教育本身的不足当中，在大不义中令大学生处境尴尬。大学生本身处于现代教育体系当中，完全受制于教育缺陷，自我的身不由己应该可为个体罪孽减轻呵责一二。
我们可以香港为例。1980年代之前的香港，充斥着假货，盗版也猖獗不止。但近二十年来，香港在法治、消费权益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从服务性政府的原则出发，在加强执法、扫荡盗版、重塑商业道德和政府、企业、个人信誉标准的同时，加强对市民的知识产权教育，帮助市民养成尊重版权的观念，为香港创意产业工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从而使香港成为一个世界信任的“购物天堂”和“正货之都”。在港英统治下的香港人处于一种臣民状态，但他们从小事做起，坐公交排队上车，红灯停绿灯走成为常识而不是路上有车无车的下意识，积极纳税以帮助政府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经过民众个体的自觉实践，逐渐蔚为一种社会风气，现在的香港成了“最让人放心的城市”。
香港公民社会的塑造说明，公民不是单方面可以完成的，但公民意识的培养至少有助于克服臣民意识和奴隶心态，从而推进历史的进步。公民教育是一种思想启蒙，其目标应该是公民的人格转变，也就是为从臣民走向公民做一些思想观念的准备。我国的民主体制并未成熟，当下阶段更多的是靠个人以自觉的意识实践现代公民理念，从而使个体超越当今体制下的定型人格。这又是一个关乎民族成长、进步的大话题了。而对于大学生而言，这却是责无旁贷的。
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的一段话更可表达本文所希望的高度：“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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