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在于，“教育”并不必然“开民智”，它本身也可以用来“愚民”。尤其在当代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财富的增加，“暴力控制”的成本越来越高效果越来越差（在中国的经济发达地区，警察的执法通常比经济不发达地区更加文明），与之相比，控制传媒和教育所带来的效果便要突出的多。
在一篇出色的论文中，耶鲁大学的John Lott指出：越是专制的国家，在公共电视台以及公立教育上的开支越多。当然，有人可以反驳说：专制政府一般在任何公共开支上都比较多，电视台和公立教育可能并没有特殊之处。然而Lott的研究发现，这类专制国家在大幅度支持公共电视台和公立教育的同时，公共医疗等开支并没有显著增长，甚至还有下降。换句话说，这些政府确实把公立教育和电视台放在了优先的地位。
如果专制政府要利用公立教育体系“洗脑”，那就应该趁早，而且应该尽力控制其他方面的“反洗脑”，一个例子便是抑制“家庭教育”，尽早用专业洗脑的公立教育来取代家庭教育。
一般而言，孩子在早期的成长中和母亲的相处时间远比和父亲的长，那么抑制家庭教育的有效做法就是把孩子和母亲尽早分离。怎么做呢？
第一是鼓吹女性是“半边天”，尽力鼓励或强制更多的女性投入到家庭以外的生产劳动中。这方面的例子不用Lott数据分析，中国人不会陌生。只要稍微回忆一下毛时代各种招贴画以及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形象便知道。而事实上Lott的分析也发现专制国家的女性劳动参与率确实更高。
第二种做法是尽早开始公立的学龄前教育，而且尽早的开始灌输意识形态。这方面的例子我们也不用从其他国家早，“时刻准备着”的“少先队”大家都有经历，而“三热爱”里没有一项和家庭有关。（提醒一下，三个热爱对象是党、祖国以及社会主义，“党”排第一）
第三种做法是摧毁家庭价值观，或者直接拆散家庭。Haskey 1992年的研究发现，在东德和西德分裂之前，两个国家的离婚率相似，当然价值观等等也都相似，本来就是一个国家嘛。但分裂之后，东德的离婚率一路上扬。看过电影《窃听风暴》的人大概不难明白是为什么。
这里让我用中国的例子发展一下Lott的最后一项推论：如何让“洗脑者”，就是我们“灵魂的工程师”们，心甘情愿地加入到“洗脑”这一伟大事业中？毕竟，政府不直接参与洗脑，老师们才是洗脑的中坚力量。
Lott的分析用的是种族隔离严重时期的南非的数据。白人老师教白人学校，黑人老师教黑人学习，亚裔老师教亚裔学校。让白人老师宣扬种族隔离的合理性并不困难，因为他们本身是制度受益者。难的是让黑人老师也来宣扬这制度的合理性。分析发现，虽然白人老师的绝对工资水平比黑人老师高，但黑人老师们的很多暗地里的收益不小，那是说政府需要工资以外的东西来“贿赂”这些人。就好象在抗日战争期间，让鬼子打仗不难，让“二鬼子”打仗就需要一些技巧。虽然总体上“二鬼子”的装备远比“鬼子”差，但“二鬼子”们从乡里乡亲处得到的明的暗的收益可能要比“鬼子”们多得多。自然，为了保证他们这些额外的收益，皇军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不爱搭理的。
顺着这思路：让科学家和工程师们不谈论政治甚至谈论独裁的好处不难，难得是让人文类教师闭嘴。一个可行的做法是降低文科教师的工资，减少文科专业的人的经济收益，进而贬低全社会对文科的看法。用不了多久，说话的人便越来越少，而且说出来也没人听了，因为没有“用”。
中国今日文科的衰落自然不是文化传统使然，这过程也并没有开始于民国，而是始于“新中国”。反右和文革之后，这局面更是陷入了恶性的自我循环。读者须知，与科学技术相比，文科的经济回报率较低乃是普世现象，而这类真正塑造灵魂的学科能在西方大学兴盛，靠的是坚定不移的“树人”的教育理念以及各方经济资源的大力支持。在公立教育一家独大的中国，社会不提供回报，政府卡着脖子，人文教育是没有出头之日的。近年兴起的那些所谓“国学院”，尽皆欺世盗名，其中教师的水平可以让城管汗颜。
三四年前，中国政府对文科教育进行了最后一次大规模投资扶持，主题是“加强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科学中的主导地位”。各大学术机构中的马列研究室一夜之间纷纷起死回生，科研经费教师工资一路上扬，甚至从来“门前冷落车马稀”的研究生报考也“忽如一夜春风来”。而高举马克思主义（或者任何一种其他主义）的人文社会科学，永远都是死路一条死气沉沉，只能用来塑造幽灵和鬼魂，而不是灵魂。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因为“走遍天下”是不需要“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行尸走肉也可以走遍天下，而且从来不懂得“怕”。文献：
John R. Lott, Jr.
(《公立教育，思想灌输，与极权》，1999年，“政治经济学学报”）
Hasky, John
(《欧洲列国的结婚、离婚以及同居模式》，1992年，“人口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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